2009年2月19日 星期四

[電影] 廿年前的台灣電檢與港片

好久沒有這樣完全沒圖、沒影音的一篇XD

在大部分的國家或地區,一部電影要能合法公映,必須先通過一些電影檢查的程序,就是所謂的「電檢」。不同地方的電影檢查單位不同,寬鬆標準不一,多年來香港電影為了賣埠,常需要將拍好的影片修剪為不同版本或結局,再送到各地送檢。然而在這樣的刪剪或修改的過程當中,不但可能破壞作品的完整性,嚴重時更可能導致作品面目全非,主旨潰散。

自2003年香港與中國簽署CEPA(全名: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香港電影可透過與中國電影界的合作,得到在全中國公映的機會,對於因逐漸失去東南亞電影市場而低迷不振的香港影業來說,是再度拓寬市場的好機會。

在商言商,中國大陸龐大的市場固然誘人,但因電檢而「破壞作品完整性」的情況,到了現在可說是變本加厲,因應中國異常嚴格的電檢制度,為了在中國公映,香港電影的創作自由不時受到影響,輕則如上篇所提的《葉問》般,修改掉一些「醜化」的場面,嚴重一點就如《大隻佬》、《殺破狼》等片的中國版本,為了通過電檢而將結局修改,使得電影失去原本題旨,甚至也有電影完全「變成另一部戲」,日後小站的「Eason影展」正好就有一部這種片…(這是題外話啦XD)。另一種情況則是為了迎合中國口味,電影逐漸失去本地特色、「去香港化」,失去了道地的色彩。

台灣在戒嚴時期的電檢,也是以嚴格聞名,港片在東南亞其他地區的困境,大多是來自當地保護本地影業的政策,而在輸入港片上有配額或稅制上的限制,然而因為政治、歷史的因素,港片在台灣被視為「國片」,進口上問題不大,主要的阻力就是電檢的嚴格管制,舉凡電檢單位認為有「弱化人民反共意識」、「醜化友好國家」、「非正統思想」、「宣揚迷信」和「描述罪惡過程過詳」的電影,輕則動刀、重則禁演,加上訂有《戡亂時期國片處理辦法》,不僅在大陸取景的電影不能登台,一部電影的工作人員當中(尤其是導演和演員),只要曾赴大陸拍片,非經解禁,其參與的作品一律封殺。

六、七十年代以來,台灣一直是港片的重要市場,據七十年代中影總經理梅長齡所述,七十年代台灣上映的國片和港片,比例約為六比四,到了八十年代,在國片經歷七十年代末的大衰退,加上國內片商轉投資港片,使港片大舉進佔,成了台灣華語片的絕對主流。

自1987年解除戒嚴之後,1988年起,報禁和有關電影檢查的一些限制,陸續解除,1989年更開放片商赴大陸取景拍片。在電影風氣逐漸開放、加上經濟景氣好之下,台灣的國片院線,1989年從原本的六條增為七條,1990年更增為九條,又由於國片產量不足,在院線增加之下,必然引進更多的港片。

1988年所實施的電檢新制,將原本的二級制(普遍級、限制級)之間,新增「輔導級」一級,而「限制級」的尺度亦隨之放寬。電檢放寬之後,一些題材敏感,甚至是多年來遭禁的影片,陸續闖關成功,如徐克的偏鋒爭議作《殺出地獄門》(港名:地獄無門)和《第一類型危險》,周潤發參演,描寫左派作家故事的《郁達夫傳奇》,許鞍華因曾赴大陸拍片而遭禁的《傾城之戀》,暴力恐怖的邵氏電影《人皮燈籠》,麥當雄、黎大煒以寫實為號召,描述女學生賣淫現象的《靚妹仔》等等。

在新制度和舊制度交替之際,總是會有一些模糊或爭議,尤其此際的「開放」,也只是相對而非絕對的開放,加上電檢是由人員把關,很多情況下的結果是自由心證的,而電檢人員又不見得具有電影方面的專業能力,因此電檢標準的爭議或批判也一直存在,除了色情、暴力尺度的拿捏,最容易產生爭議的,還是不同的思想、意識型態。

舉例來說,上述的《人皮燈籠》、《靚妹仔》都非一闖即過,前者動刀剪了血腥鏡頭,後者則有性愛、注射毒品鏡頭遭剪後才成功公映,這兩者還屬較「單純」的案例,林嶺東導演的《學校風雲》,是1988年當時電檢制度下的爭議電影,香港影評人金炳興應邀來台參與該年度金馬獎評審,後來憤而退出,原因之一正是在台灣看了面目全非的《學校風雲》。

《學校風雲》第一次送檢時,以「殘暴鏡頭過多」無法修剪為由遭禁,片商隨後自行修剪再送審,但新聞局的立場卻在於「擔心此片破壞學校、老師、學生的正面形象」,而將整部電影裡有關學校的部分,包括校園、教室等場景,以及老師、學生等稱呼,一律刪剪,整部電影的劇情由「學校」中抽離,劇情變得沒頭沒腦。引述金炳興當時在報上的批判,可以瞭解其對電檢單位專業性的質疑:

「這部電影卻能觸及香港生活層面,黑社會魔手伸入學校,台灣觀眾可能認為是神話,在香港卻是令人憂心的現實問題,我不明白台灣電檢單位為什麼對一部發生在香港的故事片那麼恐懼。通常,我們判斷電影中暴力場面,要看編導有沒有提出合理解釋,刪剪後的「學校風雲」,只見風雲,不見學校,其中暴力場面已無因果關係,這類無緣無故暴力場面才最易誤導,產生危險。

台灣電檢單位刪剪的學校場面,包括剛復自用的老師,與學生談馬經的胡混老師,當然也有像劉松仁演的那個肯為學生奮不顧身的老師,有不良的學生,也有被惡勢力欺逼的好學生,編導創作時作出這種平衡,相信是很正常現象,每個行業,都有敗類,都有克盡職守的正人君子,刪剪要說為了維護老師和學生形象,實在不通,也低估了觀眾的分辨能力。其中有場戲,有個不良學生打老師,其他學生眼見不忿,一齊衝上去打那個不良學生,一場毆鬥後,傾椅翻,但兩個學生還忙把老師的教席扶起,真不明白電檢單位為什麼把這樣令人感動的場面剪掉。林嶺東的「學生風雲」還三番兩次強調加入黑社會,就如鳥入囚籠,這本來是很好的意識,刪剪後卻一點都看不出來。」


除了《學校風雲》,同年上映的《小生驚驚》(港名:小生夢驚魂)也因為相似的原因遭修改,片中周潤發飾演的探長是全片大反派,台灣電檢單位因擔心「有損警察形象」,而將此角色的身份修改,但情節上還不至於像《學校風雲》般支離破碎。除了為保持某些族群正面形象而動刀,當時流行的江湖片,也常因題材敏感或「美化犯罪人物」之嫌,而受到電檢的壓力,如改編真人真事的國片《大盜李師科》,原名是「盜帥李師科」,因「盜帥」似有正面化其行為之嫌,被要求改名後才能上映。

嚴格的電檢制度,除了讓港片無法在台灣以全貌示人,受害最深的,其實是自家的國片,在太多題材不能拍之下,電影創作者束縛太多、動輒得咎,許多現實社會的問題,卻不准搬上銀幕;許多能出版小說的情節,也不能拍成電影,久而久之,不僅無法在外地市場爭雄,連自家的市場也逐漸被取代,等到了1988年之後,即使電檢尺度和拍片環境日漸開放,但此時的國片,也已回天乏術。

3 則留言:

  1. 您好:

    我想請教一下有關「電檢制度」的相關文獻,因為看了您的文章有些感觸,想要了解這個制度。



    ET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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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看了你的部落格真的是增長很多電影知識,且我對於你寫的最後一段大感認同,原來國片的低迷跟電檢大大有關係,讓我聯想到,當初悲情城市在國外影展大放異彩,回到台灣也是遭到禁演,也是跟當年的電檢有關係嗎?您說的港片學校風雲被台灣電檢檢得亂七八糟,那當初楊德昌拍攝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有遭受到電檢處關切嗎?腦中剛好浮現出這些問題就是了。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我分別看過四小時導演完整版以及三小時當初台灣上院線版本,少這一個小時,真的是差滿多的,尤其是大剪張國柱被囚禁的戲份,總之,我很開心看到這篇文章就是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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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T:

    其實我不知道有什麼關於電檢的文獻,這篇blog文的資料大多來自舊報紙...

    和電檢比較有關的書籍,我只看過一本梁良著作的《看不到的電影》(時報出版)

    裡面以介紹中外曾經被禁的電影為主,當然多少會觸及電檢方面制度,但就並非有系統的談電檢制度囉




    smithviper:

    多謝你的閱讀^^

    國片七十年代末以來的大衰退,電檢當然不是唯一原因,但肯定有影響,畢竟台灣當時的電檢,對自家國片最嚴苛,港片次之,洋片最寬鬆...

    《悲情城市》的例子很特殊,作為有政治色彩的電影,一開始根本不敢在台灣送檢,為了怕連出口被禁,當時是不經過台灣這關先把拷貝送到國外參展,結果得了金獅獎,是國片空前的榮譽,加上當時是1989年,正好是一連串電檢陸續開放之際,包括「大陸取景」也在這年開放,新聞局即使想禁,但已經沒有「大陸取景」(「悲」片有在廈門取景)這個理由可以禁了,而這麼一部為國爭光的電影,若因為題材敏感這一點(觸及228)禁演,一定會引起輿論公憤的,於是只有放生這一條路,順便也可以藉機宣揚電檢的開明XD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我就沒有看過有關電檢刁難的新聞了,當時已經1991年,相對80年代末又更放寬不少,所以剪片的原因我也不清楚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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